专访新西兰副总理David Seymour：每个在新西兰的华人，都应有幸福生活的权利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独家报道  7月伊始，《中文先驱报》在行动党总部采访了新上任的新西兰副总理David Seymour。

我们询问应该如何称呼这位行动党党魁、监管部部长、Epsom选区四届议员时，他爽快的回答：“叫我David好了。”然后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记者：最近一个月，新西兰人见证了您成为行动党首个全国副总理，而且在总理出访期间还首次担任代总理。您觉得这对于您个人及整个行动党来说意味着什么？

David：

非常感谢大家给予我的信任。我很自豪能代表一部分相信成功、相信新西兰会更好的人。华人社区中有许多人信任行动党，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远渡重洋来到这里，希望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希望追求幸福的过程更有安全保障，希望被肯定、被扶持、而不是被打压。这些都是我们的价值观，我很自豪能代表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人。

对行动党来说，我觉得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成熟了。曾经有人质疑，真的要把票投给一个小党吗？但如果行动党可以提供副总理，可以担任代总理，这说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认真的、务实的、值得信赖的政党，行动党值得人们的选票。

记者：从上届大选来看，行动党的得票率确实有显著增长，更史无前例的拥有了11名国会议员。你对明年新西兰大选有什么愿景或规划？行动党是否计划成为更加主流的政党？

David：

通过与国家党还有优先党组阁，行动党在本届政府的政策制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对我们来说，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趋势代表了更多选民对行动党纲领的认可。

但我认为，行动党始终是一个代表少数选民的政党。也许有天能获得10%或20%的选票，但我们不会成为大多数。我并不感到介怀，行动党是为那些有梦想、有行动力的人存在的。他们希望建设自己的企业、家庭和未来，并在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回报，而不是被制度所打压。我们只需要为这部分人服务即可。

记者：您在Epsom选区连续四届胜选。作为一个多元社区，数据显示Epsom有三分之一选民为亚裔，超过三分之一选民在海外出生，像我也是长期居住于此的Epsom选民。您觉得自己是如何获得本地选民——尤其是拥有移民背景的选民——长期支持的？

David：

你似乎还漏说了一点，根据上次选区划分的数据，Epsom大约有17%选民都是华人。

人们需要知道的是，Epsom是一个“教育选区”。在小小20平方公里范围内，我们拥有30所学校，新西兰没有任何其他地区拥有如此密集的教育资源。这里既有St Peter’s、Baradene这样的综合性教会学校，也有King’s School、St Cuthbert’s等私立名校，还有奥克兰文法学校这样的一流公立中学。可以说，各种类型的优质教育资源都能在这里找到。

看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过去将近200年里，人们不断迁入这个社区，就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Epsom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有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的，也有越来越多华人和印度人搬进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愿望：让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教育是通往机会的桥梁。

这样的价值观正是我所认可的。我自己就是从北部Whangārei来这里读的寄宿学校，我的母校是奥克兰文法学校。我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Epsom故事：为了教育和机遇来到这里，然后努力回报。如今我们依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这个社区，为孩子铺设更好的未来。正是因为相信这一点，让我得到了很多华人家长的支持，我对此很感激。

记者：教育恰好是您的部长职责之一。作为教育部副部长，您认为目前新西兰教育体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David：

我认为首要问题是出勤率。在奥克兰中区和Epsom这样的选区，出勤率还算不错，但放眼全国，出勤情况非常的令人担忧。就拿上学期最后一个周五来说，全国只有71%的学生到校，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三个孩子就有一个旷课。

我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社会的长期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把多少知识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部分知识当然来自家庭教育，来自亲友、教练、社区长辈的经验传承。但核心知识必须通过学校系统来完成。不去学校就学不到这些内容。所以我认为我们能传递多少知识，取决于学生的出勤率。当看到全国有29%学生没去上学时，这意味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失败。

我上任后曾走访全国各地，和校长、一线老师、青少年部门以及出勤官员面对面，讨论如何提升学生的出勤率。我把所有建议带回惠灵顿，然后设计了一个计划，叫“STAR”——分阶段出勤干预体系（STepped Attendance Response）。

从明年开始，每所学校都将制定自己的出勤干预计划。比如学生出勤率低于90%时该怎么办，低于80%怎么办，低于70%又该采取哪些措施。比如90%以下就会开始干预，80%以下有更严格措施，70%以下学校需要通知教育部，家长甚至面临罚款。

我们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系统化方案，但不是简单地“发号施令”。我们倾听了学校的声音，与他们共同设计并制定这个计划。

记者：您刚提到的主要是惩罚，是否也考虑设置一些奖励机制，从正向激励学生的出勤？

David：

学校当然可以自行设定奖励措施，但我们需要小心。因为如果你对学生上学给予一种“糖果”式的外部激励，一旦奖励停止，他们可能就不来了。坦白说，我认为去上学最大的“回报”，就是你能够获得有助于未来人生的知识，这才是上学的最根本动力。

记者：您提到Epsom是一个教育选区，但不可否认它也因浓厚的商业氛围而闻名。无论是您办公室所在的Newmarket，还是历史悠久的Remuera Village以及Parnell，都能看到鳞次栉比的商家与餐饮。问题是，过去几个月，我们在Newmarket等地看到越来越多店铺关门大吉，这种现象似乎还在加速。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David：

毫无疑问，目前确实是经济困难期。上届政府在疫情中大量印钞和举债，房价也水涨船高，很多人感到“变富了”。但涨得太快，终究是要回落的。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房价下跌、债台高筑的逆风期，人们的“财富感”也下降了。

以奥克兰为例，很多人刚刚收到市议会的新CV估值，对房产价值缩水感到失望。这意味着大家可支配的消费能力减少了。但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调整期，我们只有降低债务，降低利率，让人们的钱袋子重新鼓起来，经济才可能复苏。

我知道世道很艰难。我今天还和一位Newmarket餐馆老板聊天，他告诉我说，九年来他第一次要休年假——不是因为想休息，而是因为没有生意！可见大家真的都在咬牙坚持。

记者：没错。《中文先驱报》也是一家小企业，我们和行动党的办公室都在Newmarket，彼此还是邻居。我们看到本地餐饮和商家日渐凋敝，有时站在媒体的角度会思考，政府是否应该做些什么复苏我们的社区呢？

David：

我记得中国著名哲学家老子说过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做饭时如果火候太猛、频繁翻动，小鱼会被弄碎。同样道理，治理国家也不能操之过急。

我理解很多人总希望政府“做点什么”——我们可以从某些人那里收税，转手补贴给另一些人；或者大量举债投资。但政府本质上只是一群政客的集合，我们并不比人们更有智慧。

我个人认为，真正好的治理，是给社会制定明确规则，提供确定性，让人们自己去发挥创造力。你会惊讶地发现，在稳定的环境下人们往往能做出最佳决策。

记者：这是否就是您一直积极推动《监管标准法案》（Regulatory Standards Bill）的原因？这部法案已经是第四次在国会“闯关”，能否为华人读者简单介绍这个法案？

David：

当然可以。我的出发点很简单——我们现在花太多时间、金钱来执行一些“糟糕法律”了。

比如我和Vector公司的人聊过，他们告诉我将近三分之一的成本都花在“临时交通管理”上了——我们光摆路锥就要花一大笔钱。我也和建筑从业者聊过，他们说“申请许可比盖房子本身还费时间”。老师们抱怨每天都在填表格，银行和金融界人士说被反洗钱法、CCCFA（消费者信贷法）压得喘不过气。所有这些规章和法律没有让新西兰更安全或更高效，只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了。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政治人物在面对问题时总喜欢“立新法”，这样他们就可以向选民交代“有做事”。但法律效果如何没人追究，因为等法律真正落实时，立法者早已换人了。比如一些地震法规，给全国建筑业带来巨额成本，可当年做决定的人已经不在台上了。

因此我们需要让选民识别出谁在制定糟糕的法律并对其问责。《监管标准法案》要求每一项新法都必须附上一份“一致性与问责声明”，法案必须明确回答：立法动机是什么？会影响谁的权利？成本与效益如何？谁来承担成本？谁又受益？

因此《监管标准法案》不会干预立法——立法权仍然掌控在议会手里，但它会迫使制定规则的人向公众“自证清白”。有人说这法案“不民主”，其实正好相反，它是增强透明度和提高民主质量的工具。有人之所以反对它，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对自己拟定的法律负责。

记者：如果说这是一部“如何立好法的法”（good law-making bill），人们自然会问：谁来判断新的法律是“好法”，谁来监督立法者遵守标准？

David：

在《监管标准法案》下，每位制定规则的政治人物或官员必须提交一份“一致性与问责声明”，用白纸黑字说明我之前提到的几个问题。如果公众认为这份声明做得不好，可以向“监管标准委员会”（Regulatory Standards Board）投诉。它是由独立经济学家和法律学家组成的机构，也是评估声明是否合格的裁判。

换句话说，法律依然由民选的议会决定，但《监管标准法案》能在不干预立法权的前提下，提升透明度和公众对立法的监督能力。

记者：华人社区不只希望有好的法律，还希望法律得到好的执行。近年我们看到社会治安恶化，尤其在公共场合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频发。比如去年就有一位华人少年在公交车上被无故打掉五颗牙齿。还有受害者可能并未报警，而选择相信《中文先驱报》等媒体进行披露。作为司法部副部长，您如何看到这些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政府又应如何应对这类犯罪？

David：

首先，人们遇到任何不法行为都应该报警。如果人们不报警，警方就无法掌握情况；一旦知道哪里有问题，就会派更多警员到相关区域、时间段加强巡逻或保护相关的群体。

其次，我想说每当听到这类事件，我都感到震惊。我坚信只要你选择了这个国家、遵守法律、缴纳税款，你就完全有权自由的、幸福的生活在这里。没有人有资格因为你来自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就否定你、攻击你或歧视你。你在这里，你就是新西兰人。

第三，这样的案件也再次说明，我们必须让犯罪行为承担后果。上届政府的政策是“释放囚犯”，希望他们出来之后能“以善报善”。结果呢？事实是他们没有变得更有善意。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在没有歧视、没有恐惧、没有暴力的环境中生活，而这需要从“把坏人关起来”做起。

记者：很多人觉得犯罪率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起来后就也没办法降下去。政府手里是否还有进一步遏制犯罪的工具？

David：

我完全同意今天的犯罪率依然太高了。但我们需要看更大的背景：上个财年全国登记在案的暴力犯罪是18.7万起，今年已经下降到15.5万起。这是约15%到20%的年度降幅。虽然我们不会就此止步，但大方向是对的。

我们恢复了“三振出局”法律，也加强了民众自我保护的法律工具——比如恢复罚款机制、允许商场保安进行公民逮捕、阻止盗窃者随意走出店门等。我们削减了法官在量刑时的最大减刑权。我们还废除了以前由政府资助的文化背景量刑前报告，也就是说被告如果要提交此类报告必须自费，而不是由纳税人买单。

同时，我们确保监狱有足够空间收容犯人。目前新西兰监狱人口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预期。有人批评“坐牢的人变多是坏事”，但我的观点是：每一位被关进监狱的人都曾伤害过社会，而将他们隔离起来，其实是纳税人最值得花的一笔钱。

记者：所以政府重心要从“宽容加害者”转向“保护受害者”？

David：

没错。上届政府已经试过“善待罪犯，看他们是否会行善”，现实是行不通。现在我们彻底转到另一个方向了。

记者：接下来的问题有点特殊。我们得承认，《中文先驱报》的这份提问清单有得到人工智能的帮助，我们有要求AI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作为拥有工程和哲学学位背景的副总理，在您的工作或生活中，是否也有使用AI？您如何看待它对我们生活的改变？

David：

我几乎每天都在用AI。我在工作中会用到Perplexity、Gemini、NotebookLM还有ChatGPT。现在就连普通的搜索也常常内嵌AI回答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用AI，只是有时没意识到。

我希望自己能更熟练地使用这些工具，因为我认为AI蕴含着巨大潜力。当然我也有一些担忧。如果AI真的无所不能——可以回答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麻烦，那人类的角色是什么？当机器能替你思考、判断、执行，我们作为人类在这个世界还剩什么空间？这是我心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记者：最后，您对新西兰华人社区有什么寄语？

David：

首先，对于《中文先驱报》提到的一些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我感到非常遗憾。没有人应该生活在恐惧中，也不应该因为身份、肤色和文化背景而遭受歧视。

我相信，华人来到这片土地是为自己和家人打造更好的未来。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自由、宽容、共享基本价值观，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我相信，新西兰的未来依然光明。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