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在美国获得“经济改革巨人”奖的演讲

本文转自：鼎新经济学会 微信公众号

大家好，晚上好。我从未想过会像现在这样感到如此宾至如归。感谢在场的各位以及组织者们，他们使这场晚会成为可能。今天能够在这里，获得“经济改革巨人”奖，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

对于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我是一名经济学家，荣幸地肩负着引领国家未来的使命。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是经济理论的爱好者。事实、理论以及我个人的经历让我拥抱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尤其是自由的理念。作为这样的人，我对自由理念的承诺，即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是坚定不移的。由于我大部分成年生活都在一个被社会主义吞噬的国家度过，因此能够获得这项荣誉让我深感自豪。我曾在其他场合说过，社会主义是一种灵魂的病，它侵蚀并摧毁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如果不及时应对，可能会导致贫困，正如在我的祖国所发生的那样。然而，沉默的大多数正在觉醒，正因如此，历史的进程正在发生变化。

今天，我荣幸地获得了“经济改革巨人”奖，我必须说，这个称号非常贴切，因为我们在阿根廷进行的改革工作，已经持续了一年，确实是一项巨大的任务。这不仅仅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改革的规模、复杂性和深度，还因为我们必须与旧政权中的企业利益集团的勒索和破坏作斗争。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一些已经被称为阿根廷奇迹的改革。同时，也想分享一些传统政治的谬误，因为这场战斗还很漫长，我们需要合适的智力工具才能赢得这场斗争。

首先，我们的斗争是与渐进主义的思想作斗争。阿根廷人已经习惯了失望，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社会主义感染了百年的国家。无论是军事独裁还是民主政府，唯一不变的就是集体主义以某种形式存在。诚然，也有过改革的尝试，但直到现在，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没有任何一次能够成功地从贫困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拯救贫困者的资本主义。几十年来，这种不断重复的幻想与失败的循环，使得许多阿根廷人如果有可能，选择了移民；如果没有选择，他们则只能满足于生存。这种情况在整个20世纪反复发生，导致了财富和资本的毁灭，成为我们所称之为“阿根廷耻辱世纪”的标志。由政府联盟组成的改革团队，往往迅速失败，恶性循环再次开始，许多阿根廷人在几十年间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阿根廷的改革联盟总是失败？原因很简单，直到现在，除了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的政府外，几乎没有任何政府敢于毫不犹豫、不畏惧地全面实施自由主义的方案。这是因为害怕。害怕失去支持，害怕打破协议，害怕社会抗议，害怕失去下一次选举。这是因为无论哪个党，政治家们的首要任务都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在权力中。只有在保持权力之后，他们才会考虑兑现自己承诺的改革。就像一个企业家追求最大化公司股东的回报一样，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最大化自己在权力中的时间和掌控的预算规模。正是处于害怕失去支持，他们将自己的想法调整为维持现状，错误地认为这样他们会更长时间地保持在权力中。因此，以各种借口为掩护，即使是那些有意进行改革的人，也会选择渐进式的改革，而这些改革最终注定会失败。这个悖论非常有趣。我们可以称之为改革派政治家的悖论:他们坚信——一个国家发生变化的关键在于他们能够持续执政，但恰恰是这种想法导致了他们的失败。那么，我们是改革者，但不是政治家。我们不是以“保持权力”为首要目标，而是将实施改革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无畏地治理，采取震荡措施来增强社会和市场的信心。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信念，更因为有实证数据支持我们。从1952年起，所有的震荡计划(除1959年之外)都促进了经济活动和就业的增长;而所有的渐进式改革都以失败告终。

第二点，我们不与敌人达成共识。改革派政治家常常犯的另一个谬误是“共识”这一观念。大多数改革经验都面临一个政治阶层的反对，这些人告诉你，应该与他们达成共识，实施改革。然而，如果你所面临的政治人物代表的是与你的理念对立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是造成所有问题的根源，那么就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善与恶之间不可能达成协议，因为我们所服务的是对立的利益。你无法与那些依靠保留特权而生活的人谈判改革的条款。

第三点，我们要同时关注紧迫性与重要性。我们在一个极为关键的背景下接管了国家，明白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稳定经济，但更重要的是拆解过去一年在阿根廷建立的集体主义“食人海兽”。因此，我们在经济领域的第二项措施并非处理紧急问题，是关注更重要的问题。第70/23号法令标志着一系列结构性改革的开始，这些改革将开启我们的市场，拉近我们与世界的距离，实际上，它已经在发挥作用。法令发布后不久，我们向国会提交了《基础法案》项目，这一法案加起来的改革规模，是洛斯·萨乌尔·梅内姆政府所实施的改革的八倍。也就是说，我们实施了阿根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逆转了123年的衰退。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关心紧急的任务稳定经济，我们还承担了阿根廷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改革项目。我们同时推进了这两项任务，因为紧迫性并不是推迟重要事项的借口。

第四点，尤其是在全球层面上非常重要：缩小政府。我想传达的理念是，改革政府意味着将被剥夺的权力归还给公民。唯一的方式就是缩小政府。没有其他选择。我这样说，是回应那些主张大而有效的政府的人。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美好或充满善意，但请相信我，当一个政治家告诉你他想要一个高效的政府时，他实际上是在为更好的机制来剥夺公民财富辩护。唯一可以接受的政府，就是尽可能小的政府，以便将属于纳税人的财富归还给他们，结束利益交换的现象。没有比消除政府官僚主义更好的方法来杜绝这种交换利益的可能性了。人们的生活不应当受制于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官僚的判断。去监管化是唯一成功的道路，这就是使用“巨斧”的道路。因为一个过度介入无关事务的政府，最终会无法履行其基本职责。正如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创始人穆雷·牛顿·罗斯巴德所说:“政府越大，越少的资源将用于满足那些为生产做出贡献的消费者的需求，而更多的资源将用于满足那些不参是生产的消费者的需求。”也就是说，寄生虫——政治家的朋友们。

最后，即使在我们政府的第一年已经实施了所有这些改革，并且几乎一致被认为是一次完全的成功——我们在第一年实现了123年来的财政盈余，成功将批发通货膨胀从54%降到0.8%，将贫困率从55%降到38%，我们的经济活动和增长水平已经超过了我们上任时的水平——我们才刚刚执政一年。而且，第70/2023号法令和《基础法案》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仍然有3200项结构性改革完成。因为我们的目标虽然艰巨，却很简单：我们希望把阿根廷建设成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自由能够创造繁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理念有效。因为这一年来，我们亲身验证了这一点。这只是开始，最好的还在后头。

此外，我要感谢大家给予我的这份荣誉。愿上帝保佑你们每一位和所有阿根廷人。让我们再次让阿根廷和美国伟大起来。愿天上的力量与您们同在。自由万岁，真他口的!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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